第九章 鲜者如濯，惨者如别

时间的犹豫不定后，最终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同时被抑制的还有道教，下诏沙汰全国的僧、尼、道士、女冠，修炼精深的僧道，可迁到大寺观，供给衣食，而其他的则强令还俗，返归故里；京城保留佛寺三所，僧人千余，道观二所，各州各留一所，其余均废除。

虽然表面看来，佛寺比道观多出了一所，但并非唐廷偏护佛教。隋朝时，佛寺和佛教徒的数量已远远超过道观和道教徒的数量，因此，唐高祖重新规定佛寺只比道观多出一所，实际上是有意偏护道教。之所以如此，则是为了抬高李姓的地位——

魏文帝曹丕时期，中国形成了所谓的九品官人的士族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唐朝李氏虽然出身陇西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唐高祖决定攀附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作祖先，以此增强从隋朝手中夺取天下的合法性，特意下诏叙儒学、佛教、道教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并多次巡幸终南山老子庙，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道教的支持。

这样，虽然依旧是三教共存，佛教却被刻意排在了三教中的最末位。皇帝对佛道的不同态度也许并不是佛道兴衰的唯一原因，但因为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对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于是，这场发生在唐初的佛道之争，由于皇权的介入，最终以佛教落了下风而告终。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为巩固地位，宣布大赦天下，并废除了唐高祖的抑佛措施，佛教因此又恢复了旧观，重新开始了与道教、儒教的地位之争。由于争论日益激烈，引起了朝野之间广泛的关注。在这样的状况下，唐太宗出面调停，明确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实际上就是强调儒学，间接表明了“兴道抑佛”的政策。他也明确表示要对道教给予优先考虑。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唐太宗正式下诏，宣称：“朕之本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