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鲜者如濯，惨者如别

，更为可虑。唐高祖颇为犹豫，认为公然采取措施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在当时都不合适，便征询太子李建成的意见，李建成与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交往密切，竭力为佛教辩护。法琳以护法者自居，也多次来到殿堂，为佛教申辩。唐高祖一时不能决定，便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这次言辞更加激烈，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他前后七次上疏，坚决请求罢除佛教。

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借此机会展开对佛教的抨击，由此掀起了唐初引人瞩目的佛道之争。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转奏唐高祖。法琳则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对道教进行回击。佛道之争日益激烈化，事情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场发生在唐初时期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大辩论，主要是从两教的教义立论。两方均是为了争得最高统治者唐高祖的支持，极力为自己巧言辩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唐高祖见事情闹大了，不得不出面调停，搞了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教论坛：即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由陆明德评析三人阐述的优劣得失。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文章，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作为开国皇帝的唐高祖，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教义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如何利用三教来加强切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他对佛教或者道教的兴趣，仅仅限于与唐廷利益一致的方面。

然而当唐高祖将傅奕上疏交给群臣讨论时，大多数大臣均偏袒佛教，尚书右仆射萧瑀更是挺身而出，当面与傅奕争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支持傅奕。但唐高祖本人很认可傅奕的观点，尤其对沙门道士逃避赋役深恶痛绝。武德九年（626年）四月，唐高祖经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