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鲜者如濯，惨者如别

，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后来法雅功成身退，为化度寺住持。

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围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联合了嵩山少林寺武僧，由此演变出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认为马邑沙门“雄情果敢，烽耀屡举”，从中选拔出两千武艺高强的僧人，充兵两府。

天下统一后，执政者要着手建立新秩序，巩固政权，以何种态度对待佛教便成为皇帝不容回避的问题。唐高祖李渊一开始便明确指出道：“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

由此可见，利用儒学维系现实的宗法制度是皇帝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儒学生于中国本土，其在治国上的核心内容为：强调夷夏之别，重华夏，轻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要点有利于加强皇权统治，因此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所在，而佛教和道教恰好都同时不具备这些要点。因此自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尽管历朝历代有一些帝王出于喜好或目的，袒护佛教或道教，但却没人敢彻底废除儒学。

基于此节，唐高祖从一开始，便考虑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

武德四年（621年），深知皇帝心意的太史令傅奕专门上表，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认为佛教蛊惑人心、盘剥民财、消耗国库，请求朝廷采取措施，减少僧尼数量，“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傅奕本人为还俗道士，有扶道抑佛的出发点，但他也讲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佛教寺院广占土地、隐匿人口、聚敛财物，直接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确实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对皇帝而言，需要权衡的还有更多。佛教在中国已经流行传播了六百年左右，势力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