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一）

便于纳入财政的计划内资金，而需要由海关悄悄地办理，海关因此成为皇帝的最大小金库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海关的收入主要分成了两大块：一是应该缴纳给户部的关税，这部分实行定额制，而且定额很低;二是应该缴纳给内务府的“关余”——理论上，这应该包括关税之外的所有收入，进入皇家的小金库，不在户部的审计监控之列。

对于关税，此时家底颇厚的大清国，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与后世一般的印象完全不同，清代的关税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威胁之下，也都十分低廉。

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研究，当时中国的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可算是当时国际上的税收天堂。这点，从同时期西方商人和外交官的大量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西方商人后来不断积累的不满，并非针对显规则的关税，而是针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的额外勒索。

从康熙开始，直到道光，历任皇帝都有不少批示，强调关税的征收并不是看中经济收入，而要注重“嘉惠远人”的政治效应，“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务随时查看情形，固不可于国体有妨”(《粤海关志》)，并期望通过关税的杠杆作用，将外商的活动范围控制在4个通商口岸之中，以堵绝外夷对天朝进行任何和平的演变。

即便不愿承认，海关、尤其是广州海关带来的巨大利益，对皇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美国学者fredericwake

最高领导核心也深知其中的利益之大，为了“摆平”自己身边的人，让大家利益均沾，海关监督的任期都很短，康熙时一般是1年、多者2年，这个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乾隆甚至在一篇谕旨中坦承：“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

甚至，一些在别的税关留下亏空的官员，反而被安排到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