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劳德：他深入了我的心

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

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她“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很自责，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

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viktorkle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但“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对“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的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惟一出路。可是，这一事件本身，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也使得她开始思考，“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不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