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1章 人与人的忧愁并不相同

他身边连商议的人都没有，说出来了别人也不懂。

盛唐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一切都围绕着农业展开。对于农业来说，耕地是现成的，人口，才是一切。

以粮食为统计标准，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很容易计算出境内有多少人，大体上有多少产出，需要收多少税维持上层建筑。

农业税就是一切。

换言之，单位人口的农业产出，是立国的基础。而手工业乃至工商业，都是附属的，可以抓大放小。

并且，农业社会的治理成本很低，人口流动性不强，每个人的都是“有产者”。

因为哪怕某个人耕的田是别人的，他也依旧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但是到了盛唐，情况却发生了改变。长期的和平与日积月累，让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已经到了统治者不能忽视的地步。

简而言之，社会整体层面的粮食已经有富余，可以养出相对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兴，这本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时候，用农业社会的模式，来计算经济产出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国家用收农业税的办法，解决不了新出现的商品经济问题。

大唐无论是货币，还是税收，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模式的改变。

举例而言：洛阳城内织造的绢帛，质地优良者，或许一匹布就可以换一头牛，或者几石粮食。

而织造它们的人，都是“无产者”，没有被束缚在田亩之中，也无法衡量他们产出多少米粮。

因为这时候价格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官府对这些经济现象失去了掌控。

甚至无法正确认识！

应该怎样引导这些手工业作坊，应该怎么收税，怎么管理，怎么平衡这些手工业与商业等“副业”，与农耕的关系？

而税收的落后，却又让增加的重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农业人口上。就算没有土地兼并，社会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