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担任省妇联 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 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 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 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 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 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 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 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 待在家里不上班。

“文革”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 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 ”“红色寄生虫！ ”“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 联领导！” ——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 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 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 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 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 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 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 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银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