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