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and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八)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七三)，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页一二○)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