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张惠，还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曾出过大力。此外，那时候的作家，对《现文》真是义薄云天，不求稿费、不讲名利，他们对于《现文》都有一份爱心与期望，希望这份文学杂志能够撑下去。七年，《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闻悉《现文》财政拮据，慷慨赠送纸张一年，使《现文》渡过危机。然而在工商起飞的台湾，一本农业社会理想的同仁杂志，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跟我们同时挣扎的《文学季刊》、《纯文学》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现文》的经济危机又亮起了红灯。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货膨胀，台湾的纸价印刷费猛增。我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怎么省也省不下这笔费用来。我有一位中学好友王国祥，也是《现文》的忠实读者，知道我的困境，每个月从他的研究费捐献一百二十块美金，但是两个人合起来的钱，仍然无济于事，第五十一期出毕，我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编辑柯庆明，宣布《现文》暂时停刊。柯庆明来信，最后引了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则回以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是小时候父亲教授我的，这也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常常领着我们唱。后来无论在哪儿听到这首歌，我总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总观五十一期《现代文学》，检讨得失，我们承认《现文》的缺点确实不少：编辑人事更动厉害，编辑方针不稳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够时，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来。然而《现文》没有基金，编辑全是义务，行有余力，则于编务。我对于编辑们除了敬佩外，绝不敢再苛求。《现文》又没有稿费，拉来文章全凭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因此，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认为《现代文学》在六○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的。

首先，是西洋文学的介绍。因为我们本身学识有限，只能做译介工作，但是这项粗浅的入门介绍，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