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冤案

层一层的传说，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来越大，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发现，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到后来胡惟庸简直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只要有事，你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而这些罪证，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纯属无稽之谈。

嘉庆年间编写《皇明吾学编》的史学家郑晓就说过：“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公诸狱未可知？“这句话说的比较含蓄，但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他不相信，当初李善长、胡惟庸、蓝玉的罪状，而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说得更清楚“其初狱亦何暖昧少证也，隐十年后发。”这就是说胡惟庸的谋反的罪证，还要等到十年之后才发现，可见这位老兄一点都不相信，还有明朝中期的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便是在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说：“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可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不过是“莫须有”而已。

看到这里，也许有不少人会问，不是还有一个离奇的“云奇告变”。这个足以说明一切了吧？

所谓的““云奇告变”在我看来，根本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传说，倒是多有记载，其中以《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不能达意。tai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见闻杂记》称“预